从“巴黎综合症”看文化挪用问题

巴黎综合症（Paris Syndrome）是摄影师 François Prost 最新的作品，花了一周的时间在杭州的天都城拍摄，然后回到法国，取类似的景，集结成一系列对比之作，左边是天都城，右边是法国。

Prost 关于这组照片的灵感来自于美国记者 Rosecrans Baldwin 的一篇调查文章。Baldwin 去了美国 20 个叫做“Paris”的小镇，想了解这个名字的起源和影响，并分析其与“原始”巴黎的联系，以及法国文化行为习惯在美国的遗留。Baldwin 最后得出的结论是，这些人对他们生活在城镇的名字一点也不关心。不管叫“巴黎”还是“维也纳”，对他们来说没有任何区别。Prost 想把这个概念形象化。最初的想法是拍摄世界各地的埃菲尔铁塔，不过体量过于庞大。他便想到在 Jamie XX 的 track Gosh 的 MV 里看到的场景，一个复制版的巴黎，想着与真实版的巴黎对比一下也挺有趣的。

“这个话题对我来说很有趣，不是因为巴黎，而是因为文化参考和行为习惯”，Prost 说，“我对文化挪用的概念一直很感兴趣，比如说在拉斯维加斯和迪拜的 mini 巴黎、mini 威尼斯。首先因为它不是自然的所以显得有点尴尬，产生了一些有趣的失败和偏差。其次，它模糊了我们对现实的修复：我们在转化的过程中很容易迷失，你不再知道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复制品。这些图像也看出中国或者亚洲是如何看待欧洲的，以及他们羡慕欧洲什么。肯定不是现代那一面，而是过去和文化遗产。他们很热衷于此，有很多威尼斯、佛罗伦萨、巴黎、英国或荷兰乡村和城镇的复制品……所有的这些似乎有些夸张，因为亚洲本身有着极其强大的文化遗产，不应该会对此感受到任何情结”。

但是，对于每天行走在“历史遗迹”中的人们来说，这些东西并没有任何历史纪念价值，它是“埃菲尔铁塔”还是“东京铁塔”，也许都一样。

文化挪用(Cultural appropriation）指：一种文化背景的人，使用源于其他文化的事物的行为。文化挪用可分为实物挪用（如对雕塑等有形物的占有）和内容挪用（如对文学、绘画等艺术作品的借用、改编）。内容挪用又可分为文本挪用、风格挪用、母题挪用和主题挪用等。

从艺术创作的角度看，古今中外文化挪用现象比比皆是。例如，西班牙民间传说唐璜先后被挪用到法国喜剧大师莫里哀、英国诗人拜伦、俄罗斯诗人普希金、德国作曲家莫扎特的作品中，而印度佛教护法猴神哈罗曼又与《西游记》中的孙悟空有关联。比如，美国人可以拍《功夫熊猫》和《花木兰》，中国人也可以把埃菲尔铁塔等搬到世界之窗。以深圳为例，深圳是一个历史文化资源相对不足的城市，并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历史遗存和文化资源禀赋，但是可以通过市场手段获得这些共有的文化资源，以此推动文化产业发展。所以深圳做文化产业的关键就来自文化挪用。

全球化带来的不只是文化的交流，还有文化理解之间的脱节。例如，为了迎合中国市场每年年初各大牌都要推出生肖限定款，然而歪果仁设计师的蜜汁审美实在让人接受无能…

社会的变迁影响我们对外来文化的态度。社会的需要与社会的心态决定我们怎样去看待外来文化，研究外来文化。文化是人类的财产。人类的交往，就提供了不同文化间的接触与交流的机会。因此文化交流是不可避免的。在文化的接触中，人们根据自己所处的社会状况而产生的心理，以及自己社会的各种需要决定如何去对待外来文化。

第一种态度，是更爱自己的文化。最早的例子见于战国时期的楚国。 中国近代史上出现的强烈的“民族主义”情绪，更是和面对外来文化的压力有关。民族国家处于衰败时期，以自己的文化认同为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民族，并将外来文化和国家存亡联系起来，导致封闭排外。或者认为外来文化的任何优点，都是自己的文化里早已具备的，梁启超所说的：“清季承学之士，喜言西学为中国所固有。” 也是在这样的环境之下而出现的产物。

第二种态度，是崇拜外来文化，认为自己一切都不如人，这是过分崇洋。最早的例子见于南北时期与以后的佛教徒。不少人尽管不同意或者嘲笑“假洋鬼子”，但内心却难免多少认为自己不如人。尤其在战争以后的一大段日子里，中国接受西方文化之后，中华民族多少都存在这种心理。这充分表现在各种社会行为，学术行为，文化行为，和语言行为上。在中英双语社会里，社会语言学者研究语码转换或语码混用，都发现华人用中文时杂用英语的现象，非常普遍，而说英语时杂用中文的，却非常少见。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，除了是一时找不到适当的词语之外，也和把说“英语”认为是受高深教育、代表高社会阶梯有关。

在这种心理的压力下，主张各个领域里全盘西化，但对于传统的价值根源却也有人不能完全放弃，因此出现了民族主义情绪与文化自卑感之间的矛盾，这种矛盾成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特征。但“抛弃黄土文化，接受蓝色文化”的崇洋现象，却是这个特征里的主导，最为主要的倾向。

第三种态度，是以自己的文化为本，客观地审视外来文化，接受外来文化里有益于自己的成分。充分地吸收外来文化不仅不会使自己原有的文化传统中断，而且会大大促进自身文化传统更快更健康地发展.外国文化不是洪水猛兽，外国的文化性格也产生了无数个对人类文明有着重大贡献的人物。没有深厚的民族文化传统也就不可能充分吸收外来的先进文化,当今文化的发展，必定是全球意识和民族意识的结合。这种态度，通常只有在自己的民族自信心建立以后，才有可能出现。当民族国家处于兴盛时期，文化认同不仅强烈，而且也易于接受外来文化，从外来文化中吸收有益于自己发展的东西。这个时期的文化态度通常比较开放，宽容。

这是一个日趋多元的时代，各种价值观、各种文化形态以及各种各样的信息，都在改变着我们，不论是中国新生代，还是那些提议不能让新生代姓“西”的人们。随之而来的，这样的现实格局也必将影响着我们的文化性格。我们不再像一百年的中国人那样闭关自守，妄自尊大，我们开始具有了睁眼看世界的能力，我们变得开放而包容，积极而正是一个文化多元时代应有的文化性格，也正是绝不同于以往那种文化性格之所在。

传统文化当然是不能丢弃的，但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却必然决定于，它能否与现代文化、现代文明相互交融。什么是中国人的生存智慧以及为人处世的道理？但我总以为，面对一个日益开放的大世界，我们恰恰需要丢弃的是传统文化中以封闭、内敛以及小富即安为特质的民族性格。

我们面对的真正问题，不是如何一古脑地回到传统文化中去，这本身就忽视了文化应有的发展性。因此我们要面对的，是如何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意识相融合，培养一种真正具有这个时代的特征的文化性格。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它的与时俱进性，无此，难以代表最先近的生产力。因此文化本身就喻含了一种“化”的能力，化干戈为玉帛，化腐朽为神奇，化人为我，化外为内，化西为中。所以对于焦虑于姓“西”现象的人而言，换言之，对于中国未来文化性格的养成而言，真正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在一种开放、包容的胸襟之下，建立一种“化”的机制，这种“化”，是一种拿来，但更有一种扬弃。如果没有这一点，一味复古，我想既不可能阻挡外来文化的进入，也不利于现代文化意识的生长。